中国洗劫了世界多少财富？
1840年之前，中国是全球第一经济强国，1840年后开始衰落！ 按1500—1800年的GDP平均增长率1.7%计算，到1929年中国GDP应该是英国的3倍，美国的6倍多（美国1929年GDP仅相当于英国的55%）；如果按1500年前的唐朝算（唐后期GDP占世界的比重降至10%－15%之间），中国的GDP应该是英美的7倍以上。 但实际上，抗战前夕即1936年时，我国的GDP只有英国的一半多一点，只比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略高一点，不到法国的三分之二，更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
以1820年为基数，我国GDP增长率为每年3.4%左右，也就是说从乾隆晚年起中国就开始衰退了。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实现“崛起”反而是在近代不断“堕落后退”呢？ 根本原因是中国在闭关锁国，而西方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并不断扩大开放性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尽管中国经济总量依然最大，但对外贸易已经逆差，并且这个逆差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中。
鸦片战争的结局是英国用炮口强迫中国打开国门，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此后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抗日战争，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屈辱，丧失了领土和主权，大量赔款，并进一步被迫打开国门、融入国际体系。 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对外开放史，从1840年起，我们不断开放自己的市场，放弃关税自主权，允许列强在华通商口岸和租界内设立工厂，使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状态并在经济上日益受到外国的控制。
据统计，鸦片战争后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持续下降，1856年约为544.8，到1936年仅为292.4，下降了将近一半。同时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却上升了约两倍，从215.9上升到429.8。结果导致我国外贸顺差大幅度降低。 从1840年到1936年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了10余倍，然而其中进口所占的比重由大约40％上升至超过60％，而出口所占比重则由60％下降到不到40％。
可以说近代中国是依靠大量的出口资源和原料（如煤炭、铁矿等），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与合作，从而使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美能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消费了中国一半以上的丝绸、茶叶和三分之一左右的鸦片，同时也进口着价值相当的中国商品。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意识到，这种不平等贸易是建立在中国主动“让步”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放弃了海关自主权、关税保护和国门，将国外货物进口税率一直保持在5%以下（1936年是3.08%），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10%）的4倍有余。
如果按此税率再加征200%，就可以基本抵消由于列强侵略所造成的影响，使我国外贸恢复平衡。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政府依然继续执行鼓励外来投资和发展出口加工型经济的“战略性让步政策”。
鸦片战争后，西方军队对中国的洗劫是从未停止过的，无论是1860年的英法联军，还是八国联军，他们都从中国抢走了数以万计的奇珍异宝。中国所损失的财富无法用金钱来估量。现在只能够通过一些文字的记载和一些劫宝者的回忆，以及现今遗失文物的去向作一估计。如在一本名为《西洋人笔记中国珍宝》的书中记载：1860年8月24日清晨，当法国军官谢里登攻入北京时，“一座美丽的小山上耸立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帝王宫殿”。他就是冲着这座宫殿——圆明园来的。联军一进入园内，园内的太监和宫女早就跑光了，园子里面一切尽在劫难逃。英国军官哈特说：“我们怀着满足的心情，满载而归。……我们带回的财物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大厅的陈设都被洗劫一空，大到青铜器，小到小雕像，一应物品全进了我们的口袋。……大厅里的一切都被毁了。……我无法在这里一一细述全部事实。”
对于整个圆明园所遭到的浩劫，法国作家雨果对侵略者做了最深刻的控诉：“我们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屠宰场。……我们干了些什么！这些不都是我们在圆明园干的事吗！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洗劫了圆明园。……我们，全部，法兰西、英格兰，都是两个强盗。”“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在放火。……他们手挽着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
1860年10月17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式宣布法军进入北京，于是，在北京附近的教堂和外国兵营，“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为赃物的归属问题爆发了冲突”（英国记者班廷·布里克斯·福雷斯特《华北纪事》）。10月18日，法兰西与英格兰“这两个强盗，……还编造谎言为自己开脱罪行，”两国将军向皇帝拍了这样一封电报：“为了惩罚这个帝国（指中国），我们在北京对圆明园犯下的罪恶是必要的而且是不无光彩的。”（雨果《给巴特雷上尉的信》）
法国军官谢里登说：“园内那些巨大而又精巧的建筑物都被焚毁了。……这所豪华的帝王花园已不再复存在，北京居民再也看不到它了，他们只能看到一些断垣残壁”。
一个英国军官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我们一拿到胜利者的份子，就开始抢劫。……他们（指我们）干的实在是妙不可言，他们带回去的古董和珍宝将使他们子孙后代感到惊奇羡慕。……我无法描写这个地方的奢侈繁华和一切器物的精美。”
侵略者把中国的金银珠宝，奇珍异宝成装筐，成装箱，甚至成车成辆的运往海外，“从8月24日至11月3日的三个多月里，抢劫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福雷斯特《华北纪事》）
仅从这些叙述中就可看出中国当时所遭受劫难的严重程度，而从另外一些劫宝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到英法联军劫掠珍宝的实际数量。
据法国人谢立敦·孟生在1909年出版的《一个法国人在圆明园的回忆》中说：“圆明园，这座在艺术世界中独一无二的辉煌的宫殿，这座东方伟大的博物馆，这座收藏尽善尽美之杰作的宝库，现在，随着岁月流逝，已经慢慢从大地消失了。……”“1860年，……园内还有大批珍宝。它们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董，历代流传的精品。……园内那些宏伟庄严的建筑物，陈列无以数计的美术品。……园内无数的殿堂、楼台，无不陈列着尽善尽美的古董、字画、珐琅器，……而陈设最奢华的殿堂就是大宫门对面的殿里，陈列着无数的宝物，这些宝物都是无价之宝。……”
孟生以亲身的经历详细地叙述了抢劫圆明园的经过，“像我这样的小官，也参加了抢劫，我有我的份子。……我分得了一个美丽的长方形玉盘，几幅织锦缎和一部古书，……这部书是一个方形本，约莫三英尺长，封面是用珍珠母做成的。”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军官，至少得到价值5000法郎的东西。”而“那些将军或是高等级军官得到的就有成装箱的珍宝。……他们装满金银珠宝，珍奇古玩。”像孟生这样的小官是分到四分之一箱的东西，而且还要和其他抢劫者平分，而一个箱子的东西则由一个中尉负责。
他回忆说：“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盒子。……里面全是一整箱的珍宝：……有一盘用黄金制成的象牙雕成的佛像；一些玉质烟嘴，有长有短；……一件极为精美的用象牙和黄金制成的摆设。……一盘上嵌107颗红宝石，是107个用黄金制成的莲花瓣（每片花瓣上都有一个小的玛瑙球心），……一尊玉制的佛像；29只由黄金铸成的象牙小圣像，……37只大烟锅；许多其他珍贵的宝石，价值130万法郎。”
英国记者威廉·迈克尔·西顿—史密斯在1910年出版的《1860年八月十九日至1861年九月的北京》中，提到“我们英国人从圆明园获得的财富：……黄金、白银、青铜、象牙、翡翠、玛瑙、珐琅、丝绸、刺绣的锦缎、华丽的袍服、挂毯、瓷器、宝石、珍珠、小玩意儿、古玩、鼻烟壶、鼻烟盒、金器、银器、青铜器、象牙制品、家具、窗帘、地毯、漆器、镶嵌器皿、珠宝以及从中国宫廷中所拥有的一切奇珍异宝。”
史密斯记述说：“我在园内碰到海军中将贺布上校时，他正从园内出来，满载而归。……他给我看一块极其美丽的象牙刻成的画，大小和方格纸一样。……他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块黄金的嵌玛瑙宝石的镶饰，有12张纸牌大小；一个黄金匣子，大得可以装下3张纸牌；三套完整的金丝镶红宝石衣服以及许多其他宝贝。”
据威廉·莫里逊1894年写的《1860至1862年在北京的生活片断》中记载：“联军指挥官从我们（英国人）那里夺走最好的东西。……”“我们的军官带回了大量最好的艺术珍品。我看到其中最好的一批是：一件丝织的镶珠宝的皇帝所穿制服；一张用最精致的象牙制成的屏风，绘着一个美丽的花园景色；一张用黄金和最精美的象牙制成的画；一只镶嵌着翡翠和珍珠的箱子；一整套价值连城的黄金和象牙工艺品。”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1896年出版的自传《中国札记》中写道：“西方人对这个中国帝王园林的描述也许有些夸大了，但是园内有无数的珍禽异兽……，还有无数的、难以想象的、由宝石和黄金所制成的装饰品。”“那些军官们一回营就给他们的妻子寄来这宫苑的财富，这些财富很快就在印度和欧洲传开了。”
1866年法国将军蒙托邦写的书信集《1858—1860年在军营》中有这样一封信：“皇帝的夏宫（引者按：这里指圆明园）的财富，据可靠估计在400万法郎。我得到一批珐琅和金质器皿，其价值，以现在在巴黎的售价计算，价值5万法郎”。英国军官克雷·麦克休在1970年出版的回忆录《一个被遗忘的故事》中记述：“在夏宫中搜得了大量的物品之后，他们于当天就分赃。……我在宫里搜得了645只象牙鼻烟壶。……其他一些官员也获得数量相仿的宝物。”
